企業(yè)管理出了問題的時候，總會聽到有關制度不健全的抱怨。加強管理，健全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為嚴格管理就是制度嚴格，只要制度周密就能夠杜絕管理漏洞，那也是一廂情愿。當企業(yè)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看起來百密而無一疏的時候，繁瑣的弊端就容易暴露?！端疂G傳》中武松被逼上梁山，直接的導火索就是因為“法度”過嚴，只好采取自力救濟的措施所致。

　　武松投訴無門的故事

　　《水滸傳》中的好漢們被逼上梁山，無疑是社會矛盾使然；但是從108將各自的經歷來看，分別和具體的管理環(huán)境有關。武松在景陽崗上可以三拳打死一只老虎，在長兄的人命官司中卻束手無策，只好鋌而走險。按照《金瓶梅》的描寫，武松就是因為這個案子被逼上梁山的。

　　武松屬于魯智深、李逵一類的武夫，卻沒有魯智深的神佑，更加現實；也不像李逵那樣莽撞，不會因無知而做錯事。當武松發(fā)現長兄武大的猝死后面有冤情，立志報仇的時候，還是打算通過正常的訴訟渠道懲惡申冤的。當他掌握了一定的證據后，帶著兩個證人到縣廳打官司的時候卻被難住了。知縣倒是聽明白了事情的緣由，但是和縣吏們一商量就麻煩了。縣吏們和打死武大的真兇西門慶“有首尾”不說，還擺出公事公辦的架勢。知縣對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尸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你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么？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見武松固執(zhí)，知縣還是拿“制度”說話：“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尸、傷、病、物、蹤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尸首又沒了，怎生問理？”

　　尸、傷、病、物、蹤，環(huán)環(huán)相扣，在沒了尸首的情況下毫無遺漏地還原真相談何容易。武松作為都頭，對衙門規(guī)矩的底細不是不清楚，但是他不肯求人，決心自己解決問題。憑著武松的功夫，對付謀害兄長的一干兇手手到擒來。不過他雖然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仍然粗中有細，做了一個“局”：以兄長亡故有勞街坊為由置辦了一桌酒席答謝，將較有身份的高鄰請到家中。武松掣出尖刀，將兇手潘氏、王婆擒來，當堂審問，并請高鄰筆記作證。潘氏、王婆對于謀殺武大供認不諱，武松便殺了潘氏與西門慶，押了王婆，帶著口供筆錄到縣廳自首。

　　武松的這種做法在法律上叫做私力救濟，一般認為有悖于文明社會的理念；但是也有不少學者承認其合理性。馬基雅維里早就指出，因為公力救濟常常有所不足，所以人們必須訴諸私力救濟。這里所說的不足，不是說不夠，而是過于苛刻之類。武松的官司根本不是無法可依，但是一方面有“捉奸見雙，殺人見傷”的慣例，另一方面要同時經過尸、傷、病、物、蹤“五大要件”的考證，無尸難定案。加上知縣執(zhí)法太“嚴”。以武松的為人，不可能咽下這口氣，除了以自己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之外別無選擇。在企業(yè)管理中也是一樣，如果說規(guī)章制度是公力救濟的表現，那么規(guī)章制度過于繁瑣，“公力救濟”不暢時，人們在制度之外采取行動就難以避免。

　　警惕制度“健全”時的軟肋

　　規(guī)章制度是用具體的文本、程序表現出來的，當管理者寄希望于通過規(guī)章制度進行嚴格管理時，無非是將文本、程序制定的非常詳盡，以便在實際運用中入規(guī)中矩。但是，管理者如果只是把嚴格的功夫下在“本本”上，再嚴謹的規(guī)章制度也會暴露出自己的軟肋。在制度“健全”的背后，實際情況要么難以逾越，要么制度形同虛設。

　　管理者過于依賴制度“健全”，實際上可能是在放松自己的職責，至少是在試圖用本本代替管理。似乎只要在形式上符合制度的規(guī)定，就可以得出預期的結論，既可以避免矛盾，又可以省卻很多功夫。在著名的“囚徒悖論”中。檢察官對囚徒犯罪的證據掌握的不夠，就對分別關押的兩個囚徒宣布了一個坦白的“制度”，進行誘供。與到現場獲取證據相比較，通過誘供得到證據要輕松得多，囚徒的困境有助于檢察官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更多的情況并非如此理想，以科學管理著稱的三鹿集團，1100道檢測關口都沒有“檢驗”出有毒物資三聚氰胺。正如武松的案子那樣，知縣借口制度嚴格不接武松的案子，如果不是推諉，就是被條條框框捆住了手腳。還會出現顧炎武所說的狀況，當“權乃移于法”之后，“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

　　面對嚴格的制度，當被管理者感到事難辦時，就為制度外辦事提供了潛在的市場。被管理者一般有“你對我怎么樣我就對你怎么樣”的心態(tài)，當他意識到制度在“卡”我的時候，也會采取一種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在按制度內外辦事之間進行利益權衡。尤其在被管理者主體性充分張揚的情況下，對付制度或者在制度外辦事就內含著一種經濟邏輯，具有直接性、經濟性、效率性、便利性和一定程度的時效性。對于企業(yè)的事，可辦可不辦，他無所謂。對于可以這樣辦亦可以那樣辦的事，哪一種方式對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會選擇哪種。對于必須要辦的事，在制度內解決不了的情況下，完全有可能不惜代價在制度為尋求解決，制度嚴格還起到了為淵驅魚的負作用。

　　嚴格的制度本來應當有助于限制執(zhí)行者的職權，但是當執(zhí)行者意欲以權謀私時，就會在實際操作中翻云覆雨。制度嚴格意味著制約要素的細化，操作難度的加大反容易增加執(zhí)行者弄權舞弊的機會和權重。執(zhí)行者的職權或許并不大，但是在一個事件中的作用卻舉足輕重，執(zhí)行者即使不是故意刁難，也可以用官僚主義的態(tài)度設置障礙。當被管理者不能滿足其暗示的條件時，其不作為就是一種作為，當執(zhí)行者的私欲被滿足時，其一個環(huán)節(jié)上的變通做法有可能使整個事件面目全非。嚴格的制度就被念歪了經，形成了制度外辦事的通道。

　　走出制度管理的誤區(qū)

　　制度管理好比在地圖上指揮行軍打仗，地圖雖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過于依賴它，那就無疑于紙上談兵。正如憑借一定的技術可以把地圖繪制的很“精確”，我們自己也可以將制度制定的很完美，但這并不會導致完美管理的產生。相反，當經營實踐有變化，而我們還是拿“模子”說事，就會陷入管理的誤區(qū)。這至少要求我們在制度與活的管理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強調以下幾點是必要的：

　　一是要深入實際。制度建設不算容易，而制度文本、程序的制定卻并不難；問題在于，不要指望文本、程序的制定可以一勞永逸。企業(yè)間的制度、程序往往可以相互借鑒，但執(zhí)行的效果卻差別甚大，就是因為管理者深入實際的情況有不同。況且，制度的制定針對的是一般情況，如果發(fā)現一個特殊情況制定一個制度，那就成了從特殊到特殊；當舊的特殊性解決之后又會出現新的特殊問題，制度的制定不僅無窮期，而且會按倒葫蘆浮起瓢。要想避免制度建設陷入“惡的無限”，最終還是要靠深入實際解決問題。

　　二是要有越級監(jiān)督。武大的尸首找不見雖然不利于斷案，但是知縣完全可以深入實際設法破解這個難題。當這樣的知縣不肯深入實際的時候，就需要有監(jiān)督的存在。在本級對本級的監(jiān)督難以奏效的情況下，上一級的監(jiān)督就必不可少。姑且不論其背后是否存在權錢交易，管理者僅僅把制度當作“坎”來看待就是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由此可以看出，監(jiān)督不僅要解決“廉”的問題，還要解決“勤”的問題。

　　三是要弘揚正氣。企業(yè)制度、程序的制定都體現了一定的價值指向，后者對前者具有指導作用，對前者的執(zhí)行不應該違背后者，這就體現了一種正氣。當制度、程序的具體規(guī)定出現缺陷時，管理者就應當大義凜然，勇于承擔責任，用正氣壓倒邪氣。當制度、程序形成龐大的體系，條款之間甚至有相互抵牾之處時，應當用價值指向加以統(tǒng)一，這就取決于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同樣是面對無尸難定案的慣例，事后陽谷縣知縣和東平府府尹會為什么不同程度的為武松開脫呢？因為武松為兄復仇符合官方正統(tǒng)儒家思想所宣揚的“義”，他們也想為自己留一點清名。

　　四是要寬嚴相濟。嚴格的管理當然要體現為制度、程序面前人人平等，賞罰分明，但是這和事后的處置寬嚴相濟并不矛盾。不過與其事后“照顧”，不如防范在前，在設計制度時就考慮被制度排除情況的寬嚴相濟，不可只管符合本制度的要求。對于暫時不符合本制度要求的要有“救濟”的渠道，對于容易產生爭議的情況應鼓勵協(xié)商，對于確實應當排除的情況要促使其軟著路，給出路，使其不至于很容易被潛規(guī)則俘獲。比如在三鹿奶粉事件發(fā)生之前，在嚴格檢測蛋白含量的時候，就要考慮蛋白含量不高的原奶的處置，物盡所用，使部分奶農不至于試圖用有毒物資三聚氰胺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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