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與民主的有機結合，是政治現(xiàn)代化完型的標志。然而，在兩者俱缺的歷史語境中，如何走通現(xiàn)代化的道路，是對人類政治智慧的考量。

　　可以看到，英吉利用憲政革命的方式，正如法蘭西用民主革命的方式，各自交出了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的政治答卷，由此也開啟了世界性的政治現(xiàn)代化的兩種轉型模式。從歷史后視角度看，帶有激進主義色彩的法蘭西模式在風頭上遠遠蓋過了保守主義性質的英吉利，尤其法國啟蒙運動推出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念，更是對政治后進國家中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巨大的道德激勵。

　　不難看到，在政治現(xiàn)代化自西而東的過程中，兩個西歐以東的大國，不獨俄羅斯1917年十月革命在精神血脈上是當年法國大革命的踵繼；中國20世紀前50年的兩次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亦自覺以法蘭西為其楷模。尤其新民主主義革命，始而效法法蘭西，繼而效法俄羅斯；結果和俄羅斯一樣，最終形成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政治全權主義的興起。

　　如果我們可以對英法兩國政治現(xiàn)代化的歷史作一抽象，那么這里不妨轉引哈耶克所引用過的一位歐洲學者的表述：“在現(xiàn)代，一個國家（法國）的歷史乃是民主的歷史，而非自由的歷史；而另一個國家（英國）的歷史卻是自由的歷史，而非民主的歷史。”

　　自由與民主，在政治訴求上，既有聯(lián)系又有分殊，無疑兩者都具有正當性，只是彼此之間存在一個價值優(yōu)先或側重的問題。面對傳統(tǒng)專制尤其是現(xiàn)代極權專制，政治現(xiàn)代化的訴求，是自由優(yōu)先，還是民主優(yōu)先，可以走出如英倫和法蘭西兩種不同的道路。另外，在現(xiàn)代國家完成其建構之后，如當年北美建國伊始，是側重自由，還是側重民主，又直接關乎人權與主權在國家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英倫有悠久的自由傳統(tǒng)，所以憲政革命發(fā)生于彼島，殊未為奇。自由與權利互文，它是指權利不受強制的狀態(tài)。當一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權利、遷徙的權利、信仰的權利等）可以正常兌現(xiàn)，即可以說這個人是自由的。

　　因此，自由與權利的關系是體用關系，權利為體，自由為用。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這兩個詞已經(jīng)混而為一，交替不分了。但，就個人而言，無論權利，還是自由，都像蘆葦那樣脆弱，尤其當它面對權力時。正是在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懸殊比對中，憲政登上了歷史舞臺。

　　在傳統(tǒng)專制面前，權利需要推出一種能夠制約君權的制度，以保障國民的個權，這就是英倫的憲政革命。同樣，即使是非君權的權力，也需要用憲政的方式加以約束，否則它勢必走向專制。這就是北美建國之始，開國先賢的用力。

　　所謂憲政即憲法政治，同時也可以稱為法治，它的功能就是近前《人民日報》提出的八個字“制約權力”和“保障權利”。因為侵犯權利的，可以是權利，但更可以是權力。權利互侵，還可以訴諸權力。設若權力侵犯權利，權利的憑靠是什么，無他，只有法治或憲政。當年《新青年》雖然反憲政，陳獨秀還是對它作出了一個正確的表述：“蓋憲法者，全國人民權利之保證書也”（《憲法與孔教》）。作為人權保證書的憲法，我們可以直接說，憲政就是人權。

　　與憲政是人權相對應，民主則是主權。現(xiàn)代國家的政權合法性不在天而在民，因此主權在民便成了民主的經(jīng)典表述。需要指出的是，主權是國家最高統(tǒng)治權力，但并非由民眾直接行使，而是民眾選舉政府，由它行使主權。因此，政治一詞，乃是“政權在民，治權在府”。政權在民，指的是民眾對于政府的選舉的權利，治權在府則指政府經(jīng)由民選后進行統(tǒng)治的權力?，F(xiàn)代民主，同時包括了權利和權力兩個層面，以下不妨分而述之。

　　就民主作為一種權利而言，需要區(qū)分權利或自由的兩種類型。一個人在私人生活中形成的權利屬于個人權利（或個人自由）；但他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權利則稱政治權利（或政治自由）。個人權利通常指人身、財產(chǎn)、信仰之類的權利，政治權利主要指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等。

　　廣義上，兩種權利都是人權，但習慣上我們將人權鎖定在前者的個人權利上，后者作為公民政治權利則不妨稱為民權或公民權。這兩種權利（自由），在價值排序上前者優(yōu)先。

　　當年英倫憲政革命，訴求就是君權不得侵犯民眾個人的各種權利，至于民眾的政治權利如選舉則不妨滯后。同樣的例子是1997年以前英殖民地的香港，港民們始終沒有選舉港督的政治權利，但他們的個權卻可以得到法治的充分保障。對任何一個人而言，假如他兩種權利都沒有，他首先需要的是什么；抑或兩種權利他都有，哪一種對他更重要。答案顯然是前者，亦即包括財產(chǎn)權在內的個人權利而非政治權利在權利的譜系中位置靠前（財產(chǎn)和選票，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何況政治權利只是個人權利的延伸，最終也是要它來保護每一個人的個權。因此，優(yōu)先于政治權利的個人權利有多重要，制度性地保障個權的法治就有多重要。一個美國人可以對政治不感興趣并放棄他的選票，但他一天都離不開保障他個人權利的前十條憲法修正案。這從一個側面可以說明，現(xiàn)代文明的政治結構，何以憲政的權重大于民主的權重。

　　民主是一個過程，始而是民眾選舉的權利，終而是民選政府行使統(tǒng)治的權力。在憲政視野內，任何權力都必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制約，君主的權力如此，民主的權力同樣如此，甚至更需要如此。

　　英倫憲政革命有效地限制了君主的權力，直至完全虛化。但法蘭西的民主革命，卻幾乎沒有這方面的限權意識。這不僅在于法蘭西革命的精神領袖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雖然強調主權在民，但全書同樣反復強調的是，交出自己一切權利后的公民須要對主權作出幾乎是無條件的服從。至于比服從更重要的例如對主權的控制，全書鮮有論述。因此，它是一部民主的書，但不是一部憲政的書；非但如此，它徑直可以視為有政治民主無個人自由的一個極權主義文本。表現(xiàn)在法國大革命中，服膺盧梭的羅伯斯比爾一旦權力在握，不是君主，卻顯得比君主更專制，也更暴力。

　　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由于現(xiàn)代民主國家多從古老的君主體制蛻變而來，這就存在一個限君主權力易而限民主權力難的認知缺陷。

　　美國憲政學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國家》的導論中這樣批評孔多塞等與法國大革命同時的學者，說“在他們看來，控制國家的權力只有在君主體制中才是必要的。在一個‘人民’已經(jīng)接管政權的共和國中，這種約束不但不是必要的，而且確實是有害的。然而，波旁王朝滅亡以后法國的政治發(fā)展表明，宣布國家是一個‘共和國’，把它描述成獻身于‘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以及慶?！嗣裰鳈唷⒉蛔阋员ＷC政治權力就不會被濫用?！?/p>

　　戈登的表述所指，豈止法國大革命，它更像是針對后來的兩個極權主義國家。這里可以延伸一下戈登，如果民主作為權力無法保證自身不會走向濫用，能控制權力的對象是且僅是法治或憲政；那么，憲政與民主，誰更重要。

　　憲政是人權（自由），民主是主權。兩者的分殊，這里借用哈耶克引用過當時一位學者的論述，他在認定民主與自由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時，指出：“民主所回答的是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來行使公共權力？’它所給出的回答是——公共權力的行使，屬于全體公民。但是，這個問題并未論及何者應為公共權力的范圍?！贝_定公共權力的范圍屬于憲政，因此“從另一個角度言，自由主義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不論是誰行使這種公共權力，這種權力的限度應當為何？’它所給出的回答是——‘不論這種公共權力是由獨裁者行使，還是由人民行使，這種權力都不能是一種絕對的權力：個人擁有著高于并超越于國家干預的權利’?！苯^對的權力勢必導致極權主義。但極權主義君主制無以導致，民主制卻潛含著內在的可能。

　　因此，最后一句的表述很精彩，即使在民主國家，如果國家干預是權力，高于并超越于這種干預的則是權利。這一表述涵化著可以通融的兩個方面，它們恰好是因果：一、所以憲政重于民主，二、蓋在于人權高于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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