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最簡單的釋義就是“人民主權”。人民主權在古希臘伯里克利時代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權，但這種直接民主在現(xiàn)代生活中行不通，因而人民主權便邏輯地轉化為“主權在民”。

　　它重在表明主權的來源而非主權的行使，亦即可以行使主權的政府其權力必須來自民眾。“主權在民”與前此“主權在君”相對應，歐洲中世紀君權的合法性來自上帝，所謂“君權神授”。

　　但14世紀神圣羅馬帝國時期的政治學家馬西利烏斯，在當時世俗君主和羅馬教廷的抗爭中，就以“一切權力來自人民”對抗羅馬教皇的“一切權力來自上帝”。待至現(xiàn)代，經由盧梭等人的闡發(fā)和美利堅的實踐，這一理論已經成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

　　民主無論是“人民主權”還是“主權在民”，其主權所指，蓋為國家統(tǒng)轄范圍內的最高治權。然而，主權理論，從16世紀的博丹、霍布斯到18世紀的盧梭，無不強調主權至上，不受限制。這一理論落實到君主社會，君主作為主權者，他的權力如果至上而不受限制，從憲政角度視之，就是君主專制。

　　同樣，民主社會，統(tǒng)治國家的權力直接掌控在民眾之手，如果它也是至上而不受限制，它就是民主專制，而且是直接民主的專制。即使間接形態(tài)的代議制民主，治權的行使不是直接由民眾，而是由民眾推舉出的代表，只要奉持主權至上而不受限制，也必然導致專制，即選舉出來的專制。

　　人們——至少是國人，特別是今人——普遍存在一個誤區(qū)：只要推翻君主專制，就必然迎來民主并告別專制。揆諸百年歷史，孫中山舊民主主義革命如此，《新青年》新民主主義革命亦如此。

　　民主已經主權在民而不在君，怎么可能專制呢。專制與民主無關，這種認知是把眼光盯在“權力者”身上，而不是盯在“權力”上。權力只有掌握在一個人手里才是專制，如果掌握在全體或多數手里，即沒有專制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專制論看起來很流行，但在政治學上卻說不通。

　　這是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論述：“最高治權的執(zhí)行者則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以一人為統(tǒng)治者，凡能照顧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稱為‘王制’（君主政體）。凡政體的以少數人，雖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數人，為統(tǒng)治者，則稱‘貴族’（賢能）政體……以群眾為統(tǒng)治者而能照顧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們稱它為‘共和政體’?！钡@三種政體都可以走向各自的反面，亞里士多德將其稱為“變態(tài)政體”。

　　所謂變態(tài)，即君主制變成僭主制，貴族制變成寡頭制，民主制變成暴民制。在亞氏看來，“這類變態(tài)政體都是專制的（他們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種方式施行統(tǒng)治）”。由此可見，當民主政治變成暴民政治時，這種體制就是民主專制，它完全可能比君主專制更可怕（一人為惡孰與一眾為惡）。

　　無論君主民主，只要是權力，都有專制的可能。18世紀英國休謨說：“在每個政府中，自由都必須做出重大犧牲，然而那限制自由的權威絕不能，而且或許也絕不應在任何體制中成為全面專制，不受控制?！辈皇芸刂?，勢必轉為全面專制。因此，專制主要不在于掌握治權的人有多少，而在于權力本身是否受到法律的控制或限制。一個人完全可以不專制，如君主可以立憲；多數人完全可以走向專制，假如他們藐視法律。

　　至于認為通過民主革命推翻君權，讓權力掌握在民眾手里，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專制，這是一種民主幼稚病。休謨生活在君主體制中，他在一篇談英國是選擇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的論文中這樣說：“假若任何個人竟能獲得足夠的權力來粉碎我們現(xiàn)有的體制并建立一種新的政體，他實際上已是一個專制君主了。我們已經有過這種前車之鑒。”

　　這“鑒”指的就是1640年的英國革命。克倫威爾有能力推翻并處死查理一世，變君主制為共和制，但他本人就是共和制的專制君主。所以，克倫威爾死后，英倫吸取教訓，又復辟為君主制。

　　但英國革命的例子并不鮮見，比如后來的法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兩次民主主義革命等。它們（連同前此的英國革命）有一個共同點，都沒有能夠通過民主革命解決專制；正如解決專制的倒是英國革命之后的“光榮革命”，它乃是憲政性質的一次革命。

　　憲政就是用憲法和法律制約權力，不管是君主權力，還是民主權力，都是憲政的制約對象。但，民主既然是人民主權，主權又是最高治權，已經沒有權力在最高之上，何況權力又來自人民，那么，人民為什么要限制自己。這是君主制國家轉為民主制的憲政難點。

　　19世紀80年代，英國已經基本完成憲政框架下的民主轉型，不但主權集中在議會，議會也是由民選構成。

　　當時內閣中的財政大臣張伯倫在一次俱樂部講演中這樣表達了他的意思：“當政府僅由皇權來代表并僅為一特定階級的觀點所支配時，在我看來，珍視自由的人士的首要任務便是制約它的權力和限制它的經費。但是，所有上述情況都已改變了。現(xiàn)在政府成了對人們的需求和期望的有組織的表達，因此在這樣的境況下，我們毋需對政府再持什么懷疑態(tài)度了。懷疑乃是舊時代的產物，是早已不復存在的境況的產物?，F(xiàn)在，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擴大政府的職能，并且發(fā)現(xiàn)以何種方式能使其作用得到有益的擴大?！?/p>

　　這段話意思很明確，一是政府既然不是君主而是民主，為什么要制約它呢。另外，政府不但不要制約，還要讓它的職能即權力不斷擴大。

　　權力有擴張和強制的本能，它的本性就是拒絕一切限制；何況行使權力的人，其人性特征和權力的性能又一模一樣，至少都有其幽暗的一面。因此，人類社會中，權力所在，危險所在，這是專制的危險。民主本身無法消除這一危險，甚至我們看到，不獨專制，20世紀以來的政治極權主義，更與民主有撇不開的關系。

　　上世紀50年代，以色列學者塔爾蒙以法國大革命為對象，討論了極權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關系，其書名為《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法國大革命時間不長，其極權主義未得有效實踐。但踵繼法國大革命之后的那些民主革命，如蘇維埃等，幾乎都走向了極權。

　　也就是說，古老的君主體制難以通向極權，不受制約的現(xiàn)代民主，極有滑向極權的可能。“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這是人民對主權的所有權；但當年列寧聲稱“一切權力歸于蘇維埃”（蘇維埃是俄語“代表會議”的意思），這是主權從所有權向行使權轉移。當一切權力從人民手中歸于一個行使對象，無論它是一個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如果不受任何限制；那么這種權力就是以上休謨所說的“全面專制”了。

　　全面云云，指的是政治權力可以伸向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不留一個死角，這就是政治全能主義的極權。

　　納粹希特勒就是這樣一個選舉而出的獨裁極權。當時德國的政治體制是魏瑪共和，30年代納粹黨靠選票贏得了議會多數議席，從而成為國會中的最大黨。這樣就迫使總統(tǒng)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興登堡死后，希特勒頒布法令，集總統(tǒng)和總理為一身，終于掌握了“包括一切方面的整個國家權力”。這個權力既是獨裁的，又不受任何制約，于是它最終變成了“全面專制”的極權主義。

　　民主的專制可能，西方政治學自古而今，多有論述；但在中國，最早揭出這個問題的是清末梁啟超。他在反對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時，即用“民主的專制”來預指革命成功后的結局。不幸他的預指很快應驗，而且應驗了一個世紀。

　　但后來《新青年》出力聲張民主，使民主成為20世紀最吸引國人的一個詞；“民主的專制”不但不再為人所知，反而這個詞的再度出現(xiàn)，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畢竟民主指涉人民，人民主權又充斥著道德上的正當性。它足以讓人忽略該詞隱含著的不受任何對象制約的語義（限制人民的權力在政治正確上意味著什么）。

　　所以60年代哈耶克引用過一位叫做沃爾海姆的學者對民主的表述：“現(xiàn)代民主概念是指一種統(tǒng)治機構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形式”，不知有幾人能從這短短的一句話中嗅出它的專制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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