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半來年高企的CPI，有研究者認為這是物價指數(shù)的結構性上漲。但實際上，CPI其實是統(tǒng)計部門處理了結構信息以后的一個總量指標，是反映了某一個時期居民消費價格的總體水平。如果把一個清清楚楚的概念（比如CPI上漲6.9%）再用一個“結構性”概念來界定，那么這不僅會把一個清楚明白的東西搞得含糊不清，而且容易引起誤解。特別是當政府也做出“結構性”的判斷時，就會出臺“結構性對策”。而“結構性對策”不可能對經濟現(xiàn)象的根源對癥下藥，只是會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這樣，使得面對的經濟問題的積累越來越多。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來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推動著CPI走高？

　　從表象來看，CPI上漲事實上是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的。但我們又可以問，食品為什么近期會快速上漲？它的上漲為什么會推高CPI呢？食品的價格上漲是短期現(xiàn)象還是長期因素？如果是長期因素，那么用短期的方式能夠遏制過快上漲的食品價格水平嗎？

　　可以說，食品價格上漲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一是，一般來說，食品類產品基本上是與農業(yè)生產有關。但是對于中國的農業(yè)來說，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基本是通過價格剪刀差方式來壓農產品的價格，把農業(yè)的剩余價值轉移到工業(yè)。這不僅使得農產品的價格壓力處在極低的水平上，而且讓大量的農業(yè)人口無法轉移到城市。

　　1978年改變開放以來，盡管農產品的價格在不斷放開，但是由于大量的人口聚集在農村，從而使得農村不僅聚集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也讓這些廉價勞動力利用廉價的土地及生產資料生產著城市需要的農產品，從而使得農產品的價格一直無法達到工業(yè)品的相對價格水平。但是，隨著近年來城市化進程加快，不僅使得農村土地大量流失，而且也驅使著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這就必然驅使整個農村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上升，加上高漲的農業(yè)生產資料、農業(yè)生產的高風險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的上漲，國內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也是自然。

　　因此，政府希望用以往計劃經濟的行政方式來管制農產品價格上漲，而沒有看國內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內在性，那么這種價格管制短期內會見效，但是管制條件變化，農產品價格又會重新上漲。也就是說，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農產品及食品價格的上漲是一種趨勢與必然。面對這樣一種現(xiàn)實，需要減少政府對農產品及食品價格管制，農產品及食品的價格基本上由市場價格機制來調整。而對于農產品價格，政府要做的只能是，如何加大對城市低收入民眾的價格補貼、如何來保證農產品市場秩序暢通、如何為農民提供更多的相關市場信息。

　　那么食品的上漲為什么會推高CPI？為什么會由CPI直接反映出來？這當然與CPI的體系及構成有關。因為，中國的CPI食品所占的比重過高。既然在目前的CPI體系下食品價格上漲一定會推高整體CPI，那么隨著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比如要素市場的改革、資源稅及環(huán)境成本增加等，國內其他產品特別是生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漲也就是自然的。這就預示著國內價格全面上漲已經成了一種趨勢。如果我們不能夠認真面對這種趨勢，而是認為目前CPI僅僅是結構性上漲，那么等CPI上漲變成惡性通貨膨脹就晚了。

　　也就是說，無論是從CPI的6.9%來看，還是從CPI的上漲態(tài)勢來看，國內CPI的上漲并非僅是結構問題，也并非居民是否可以承受的問題，而是要看到中國式通貨膨脹壓力的趨勢，要了解到目前的CPI已經進入全面通貨膨脹，然后在這基礎上采取有效的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通過從緊的貨幣政策可以治理通貨膨脹，但不僅要強化從緊貨幣政策的嚴肅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多采取貨幣政策價格工具。因此，在目前負利率的3%以上的情況下，央行就得采取鐵腕的方式來治理，迅速改變負利率局面。如果現(xiàn)在還在討論是貨幣量上控制還是人民幣升值，或利率上調，已經晚了。因為這樣會錯過有效地采取貨幣政策的時機。

　　總之，就目前的趨勢來看，中國早已經進入全面通貨膨脹，而且這種通貨膨脹不能夠采取行政方式在短期內來遏制，貨幣政策部門要采取果斷的上調利率的政策，來遏制已經進入上升期的通貨膨脹，來穩(wěn)定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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